当铺在日本被称作“质屋”，这当然是世人皆知的。之所以扯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奈良的一条老街上看见的一家质屋，弥补了我在见闻上的缺憾。这座和整条老街一道被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居然和我从旧照片上、从前人描绘里得知的中国老当铺几无二致。或许这行当，这建筑在台湾也还有？反正北京是没有了，连一处保留原样的建筑也没留下。因此，当我看到这窄窄的门面外那一圈高高的红漆栅栏，把质屋围成个活脱的牢房时，其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在《老北京店铺的招幌》一书中看到过宣统二年开设于东皇城根的“阜和当”图绘，那建筑式样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清末民初时市面设施还不算拥挤，“阜和当”门外也就多了一根高耸的旗杆，近顶横着一条龙，龙头上挂下一串铜钱，铜钱下缀以红布条。这是老式当铺的幌子。这旗杆幌子在民国以后也很快被拆除，而代之以更简洁实用的招幌了。
我知道，当铺门面上这近乎牢狱的栅栏，是历来传闻当铺始作俑者为囚徒的依据。据说罪犯王某在狱中为巧取同狱犯人的银钱，设“小押当”，有嗜赌者输钱情急，遂将物品半价押之，赢钱再交押金利息赎回。王犯获赦后，将“小押当”推而广之，自此当铺业兴。我曾以此传闻请教于前辈，答曰：谬传也。门外栅栏，不外乎与今日银行之栅栏门同类，为保安所需，与牢狱无涉。我由此忽然醒悟：这传闻的意义，或许不在乎真假，它传递的，是民风淳厚的北京百姓对当铺的敌意。在任侠仗义的北京人眼里，当铺是一个趁人之危挣昧心钱的所在。客情和气的北京人，同样不能容忍当铺掌柜那长腔怪调的傲慢和冷漠。在这种价值取向、人际观念的对立中，当铺那高高的栅栏，恐怕也就不能不被人和牢狱相联系了。由此我们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每逢兵荒马乱之时，所有的北京当铺都难以逃脱被哄抢一空的命运。
家住宣武区前孙公园胡同的丁先生，年届八旬，尽管腰佝背驼，却仍然精神抖擞，博闻强记，我所知不少旧京掌故，多得益于丁老。丁老称，当铺之为旧京平民所侧目，不仅因为它放贷坑人，而且实在也因为它自有一套鬼鬼祟祟的行为举止。进到当铺里，你会听到高过头顶的柜台那边说的是半徽半京的行话。他们把“12345678910”说作“摇按瘦扫尾料敲笨缴勺”把“同行”说作“子母绕”，把“东西”叫“端修”，把老太太叫“勒特特”，大姑娘叫“豆官妞儿”，小媳妇叫“洗玄份儿。”本来，等米下锅，臊眉耷眼地拣几样值钱的东西来押当，这对于讲头讲脸的北京人来说，已是无地自容的事，岂料这高柜台后面还叽里呱啦一通隐语黑话，不能不让人觉得是欺人不懂，当着面算计人。这无异于当面抽押当者的嘴巴。待到掌柜的甩过一个价儿来，押当者就得目瞪口呆，气得背过气去。都急等钱用，谁不想押得高一点？于是乎只有哀求、央告、通融，自尊心扫地，直到“当家的”出来敲定。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成交以后，掌柜的一边高声报帐，一边写“当票”。您当的是一件崭新的羊皮大衣，也被喊作“虫吃破光板老羊皮袄一件！”您当的是一枚翡翠帽正，则被喊作“硝石帽正一枚！”据当铺中人回忆，如此报帐写当票，并不是为了贬损抵押物，而是一种分类的方法。如皮毛品则以“虫吃破光板”起头，翡翠则以“硝石”起头，书画则以“烂”字起头，衣服以“破”字起头。大有分类学上的考虑。此说或有道理。不过，皮毛若以“皮毛”起头，书画以“书画”起头，似乎也不妨碍分类。我想，如此报帐的开创者，恐怕还是意在压低押物所值，至于以后渐成习惯，演变成分类的字头，也是很自然的事。丁老告诉我，当票拿到手中，你会发现，这当票更仿佛是一个神秘的、遍布诡计和陷阱的东西——龙飞凤舞的自造字，当铺以外的人只能如睹天书。据说入当铺学徒，学写“当字”便是第一功课。当铺自备“当字本”教材，学徒须习写熟练。当字字体类乎行草，然除个别单字尚可辨识外，其他单字已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如“裤”，写作“久”，“百”，写作“乡”，“棉”，写作“○”。等到把这些单字写到当票上，更写成了“套写”——也就是说，把“虫吃破光板”之类一气呵成，那就更进一步千缠百绕，如鬼画符一般，外人绝对看不懂了。
就这样，当铺——森严的木栅，高踞人上的柜台，傲慢的掌柜。叽里呱啦的徽音隐语对煌煌帝都子民的不恭；贬损有加的报帐对死要脸面的北京人的羞辱；鬼画符一般的当票对求贷者的嘲弄……这一切都使它们成为了平民北京的对立物。不过，北京的平民也悲哀地发现，恨它，骂它，还得求它。对于每陷窘境的老百姓来说，它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终于有这么一天，当铺也悲哀地发现，自己也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物价的大起大落，使它们风雨飘摇。不管当铺如何挖空心思巧取豪夺，也无法抗拒这样的事实：物价跌落时，赎当者少，过期当物大贬其值；物价飞涨时，当铺放出的高利贷又是大贬其值。当中国的经济走入40年代下半叶那一场通货膨涨的狂潮中的时候，当铺业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只好寿终正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