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寺院以钱生钱衍生当铺

在中国财税博物馆古代展厅中有一个南北朝时期开设在佛寺里的当铺场景,叙述着梁武帝与当铺的故事。

梁武帝(464—549),名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丹阳)人,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不但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

梁武帝经常亲自到佛寺讲学,说孔子、老子是释加牟尼的学生,创立了著名的三教同源说。为了支持佛教发展,他不但创立了一整套佛教仪轨,如佛教徒素食、水陆道场、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超度历代宗亲的盂兰盆会等等都是他的创造;同时,他还变着法子将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佛门。为了替他常去讲经的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捐钱,他不惜以舍身为奴的极端方式,要挟朝廷拨款。普通八年(527年),他首次舍身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呆了4天才回宫。大通三年(529年),他再次舍身,群臣不得不再出1亿钱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546年),他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又出2亿钱才将其赎回。第二年,他舍身念头又发作,结果在寺里呆了37天,群臣又花了1亿钱才将其赎回。在短短的20年间,一个小小的同泰寺竟然变相获得了国家财政4亿铜钱的捐款。

有了大量资金的佛教寺院,不但能建造富丽堂皇的大殿,还能灵活运用手头资金,以钱生钱。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收取衣物为主的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的当铺便在梁朝的同泰寺诞生。当时的当铺叫长生库,作为慈善事业,是佛寺帮助典当者克服困难,以求长生之意。

唐朝称当铺为质库,其名称真实反映了当铺质物贷钱的金融运作实质。由于有利可图,唐玄宗时除了佛寺外,不少贵族官僚也开设质库,从事高利贷剥削。唐会昌五年(845年),皇帝在一个文告中就提到“朝到衣冠”、“贷承华胄”以及“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民争利。

宋代复称当铺为长生库,由于宋朝社会经济日益发展,长生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大地主与佛寺一起纷纷经营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宋代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钱货外,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有生命的物品,而普通劳动人民则多以生活用品作抵押。长生库放款时限短,利息高,还任意压低质物的价格,借款如到期不还,则没收质物。

元代经营商业的大多数是回回人,开当铺的人也是回回人。元时当铺除称解库外,亦称解典铺。

从明朝开始正式称当铺,从业者多为山西、陕西及安徽商人,通都大邑都有他们开设的典肆。明朝乡镇中设有“代当”,即乡镇小当铺领用城市大当铺的款项作资本,所质押的物品再转押给城市大当铺,相当于***处。

清朝经营当铺已十分普遍,乾隆时北京已有当铺600-700家。清代当铺对人民剥削相当严重。如浙江省湖州府典当“息钱”分为三等:10两以上者每月1分5厘,1两以上者每月2分,1两以下者每月3分。利息按月计算,超过几天的也按1月取息。而且到期不能取赎者即成死当,质物由当铺没收。

民国时,典当又同银行、钱庄资本建立借贷关系,形成城乡高利贷网。国民政府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开设公典、公当。旧时的当铺门前常常竖着旗杆或牌坊,并有木制栅栏护卫,墙上写着巨大的“当”字,进门后你看到的是高大的柜台、古板的伙计,给人以神秘而隔世之感。

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当铺,改革开放后,又开始恢复,但其性质和内容与旧时当铺有了很大不同。譬如: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衣服不再是典当的抵押品,而汽车作为高档动产则成了常见的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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