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典当业

典当业是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专为私人提供抵押品贷款,最早称为“质”和“质库”。后来随着行业的发展,名称也逐渐繁多,如“典当”、“质库”、“长生库”、“解库”、“质肆”、“押店”等。

明代中期,北京典当业的经营者多为徽州商人。到明末清初,北京一带的当铺几乎全部为山西人所经营。但到清代中期,朝廷一方面提出“官不与民争利”禁止官员经商,另一方面又设立由内务府主管的官家当铺,逐渐次年形成了官商一体的典当业。

到1900年前后,北京当铺多达200多家,后来历经数次战乱,几度兴废,但终究不绝,虽然屡屡濒临破产,但最终都又随着时局的好转而重新开张,可见生命力之顽强。

典当行业的内部组织与其他行业也有所不同。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

“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在古代,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

“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然而,这种内部的周密和严谨,往往对应的是对外部的盘剥和欺诈。一方面,典当者本身多是走投无路、或者急需用钱却无处筹措的弱势群体,因此欺压起来风险很小而收益却大。另一方面,当铺则是强势一方,且往往具有官方背景,财雄势大,肆无忌惮,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北京的当铺可以签发银票,在市面上流通。

店大欺客,在当铺里,远远不是潜规则,而是摆在明处的规矩,通常来说,可分为几类,第一是在当票上做文章,第二是在物品上搞鬼,第三则是重利盘剥,至于其他种种随时应变的手段则多不胜数。

常人一进当铺,不论典当何物,首先遇到的是物品折价,这折价不是正常的折旧,而是刻意贬低物品,以降低典当价格。电视剧《大宅门》里白景琦当貂皮大衣,结果被判为“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棉烂袄一件”,其实不过是当铺的常态。一般来说,当价往往只是原价的二三成,因此为了降低价格,必然要贬低物品,所以明明是新衣,到了当铺里就变成“油旧破孔”、“油旧破补”,好好的皮草大衣变成“光板无毛”、“缺襟短袖”、“虫蛀鼠咬”,贵重手表变成“铜马表”,玉器变成“假石”,硬木梨檀变成“柴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第二关是当票,当业有它专门填写当票的草字,外人难以辨认,而且所用之字仅写一半,如“衫”写“彡”,“袄”写“夭”,“棉”写“帛”,“皮袍”写“毛夭”。初进当铺学徒,首先要练习此种怪字,一个小徒弟要经过10年或者20年的训练才能够出师负责写票。目的还是为了贬低物品价值,同时也降低典当行保存的风险,一旦保存不当造成损坏可以推卸责任。

典当完成,还要承担重利的盘剥,解放前,北京的当业一般的利息是五分,最高曾达到八分,即使朝当夕赎,也须扣息一月;至下月过五天,则加利一月。

本文材料主要引自《北京地方志·人民生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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