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典当行业发展史

日本典当业的历史跨度仅次于中国,且其典当业又与中国典当业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如至今在日本人的口语中,当铺仍叫“质屋”,便是明证。原因是在从中国吸收佛教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僧人也把中国寺院设立质库的做法学到了手,并移植到日本国内。

日本典当创建于9世纪左右,时值平安时期(794-1192年),主要是僧办典当。日本民当典当起源于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年),当时当铺被称为“库仓”。以后,民办典当大规模出现于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8年),其中致富的商人开办的当铺被称为“土仓”。土仓不仅收当金银珠宝、衣物农具,有时也接受贵族、地主的土地作为抵押。

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年)是日本典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此时起,日本当铺始称“质屋”。这一时期的日本典当业法律进一步健全,分布更加广泛,当户中武士增多。如史料载,那时“当铺广泛存在,几乎在每一个村镇都有,通过收当个人用品、家具从事放款活动”。“武士中不论大小,一般都是贫困。……将军的赏赐物,也被送进当铺,或是出卖求现。”“甚至于有些穷武士,为了参觐当值必须由当铺借用衣服,回来时径直奔当铺脱衣奉还。”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确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日本典当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有史以来的顶峰时期。明治初期,当铺数量最多,7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大小当铺25万家左右,典当放款总额为2500万日元,平均每家当铺放款1000日元。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典当业仍有较强的生命力。1912年日本创办公益典当,至1929年全国发展到210家,这使日本典当业中的一个分支——公益典当业已颇成规模。后来,公益典当机制还被日本引入其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如1912-1926年,台北、台中两城市均有公益当铺开办,当铺主任受政府知事等官员领导,并设候补主任、管库等职,负责当铺的日常经营和管理。

1923年,日本全国共有民办营利当铺19649万家,其中又属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京都、横滨等6大城市当铺居多,达2393家。然而1925年即减少1797家,达17852万家,下降比例为91%。尽管此时当铺数量仍比当时所有的其他金融机构的总和大,但业已反映出日本典当业开始逐渐走下坡路的态势。

二次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占领。初期,日本国内经济凋零,失业严重,社会贫困化迅速加剧,故典当业又从20世纪上半期的不断衰落重新走向繁荣。

有资料显示,1952年,有一家名为“铃屋当铺”的典当机构在东京创立。当时,正值战后不久的日本陷于极端贫困之中。

该当铺每天接待的绝大多数客户都是填不饱肚子的贫苦人和大学生,他们用来典当的东西也基本上是值不了什么钱的破旧物品,但铃屋当铺来者不拒,典当交易量逐年递增,生意越做越大。于是,日本许多人纷纷效法,也开始投资典当,致使国内当铺越开越多,到1960年左右,日本当铺的数量再创新高,达到2万多家,几乎与近百年前的明治时期的典当业相媲美。

随着典当业的快速发展,日本国内各界对其关注的程度亦有所提高。如每年的7月8日定为日本的“当铺日”,这一天,日本全国的当铺都要进行盛大的宣传活动,把绝当的各类物品拿出来摆地摊,并高喊“大廉价”、“大出血”、“大甩卖”等促销口号,旨在吸引过往行人或相关客户前往购买。

在典当业监管方面,战后日本出台了《典当营业法》,规定典当业的行业监管部门为各地公安委员会。凡从事典当业的人均需经各都道府县公安委员会负责审核批准,但其从业申请书是递交给所在地区警察署转呈,警察机构属于日本典当业的具体治安管理部门。之所以由公安委员会负责审批监管,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当铺销赃。而由警察机构进行治安管理,则有利于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各家当铺的日常经营管理状况,并防止赃物通过典当渠道流通。所以,《典当营业法》在关于审核条件项目中特别规定:“受到刑事处罚后不满三年者,不得从事典当业务。”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当铺与社会不法分子相勾结,利用典当业这个十分特殊的行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另一方面,日本警察机构要求,各家当铺遇有可疑情况必须及时报告,而警察在必要情况下,亦可进入当铺营业地或当物保管地进行检查,并向有关人员提出问题,但警察机构对当铺的正常经营活动不予过问。

为了防范不法分子利用典当犯罪,日本《典当营业法》规定,当户持物典当时,必须出示有效证件,确认身份后才可进行。如当铺不进行身份确认或明知当物来路不明,仍进行典当交易,则属违法,须负法律责任。

20世纪后期,随着日本经济的空前发展,特别是金融业的持续繁荣,日本典当业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日本当铺

(1)当铺数量减少

1987年时,日本的当铺数量还比较可观,如当时东京一地就有各类当铺近千家。但截止1998年底时,日本全国才有当铺4750家,数量比40年前下降了76.26%。当铺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A.国家及企业的福利状况大幅度改善,社会贫困化程度明显降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典当融资只限于救急而非救穷;B.日本社会保险体系逐步健全,国民在遇有疾病、意外事故等情况时,大多能从保险公司得到补偿,典当的救急功能也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C.日本国内面向普通民众提供个人贷款的机构日益增多,部分当户被其分流,造成典当市场出现萎缩。

(2)典当机构调整

80年代以来,日本当铺的性质和组织形式出现了质的变化。

首先是公益典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全国现存的当铺均为民办营利性质,这与20世纪前期公益当铺在日本大行其道的情景已今非昔此。

其次是当铺的结构展现出新的特点,除保留个人独资形式的当铺外,典当组织形式还出现了依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根据日本商法规定:当铺若是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金必须达到300万日元以上(约合22万元人民币);当铺若是股份公司,其注册资金必须达到1000万日元以上(约合67万元人民币);当铺属于个人独资经营的,则法律对其注册资本金的数额即名义资本没有明确规定。据统计,目前日本全国总共4750家当铺,多为资本不高、规模很小的私立夫妻店。即使全国最大的典当公司,其企业注册资本金也仅为1亿日元(约合670万元人民币)。且迄今为止,日本尚无上市的典当公司,这与美国的现代典当业难以匹敌。

(3)典当服务改善

尽管日本的当铺数量大幅度减少,然而日本典当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迈上了新的台阶。近些年来,日本一些当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的需要,普遍进行了改建,装修得富丽堂皇,充分博取到广大客户的青睐。如前面提到的东京那家“铃屋当铺”,从外表上看依然是传统的旧式格局,但其内部装修与陈设令人耳目一新:四周墙壁上悬挂着著名影星的照片,不停地播放着流行乐曲,而且免费为当户提供香烟和咖啡。该当铺的女老板常说:“纵然日本今天已变得相当富裕,但有些人还是乐意跑当铺,因为在这里筹集资金手续简便,省时省力。”因此,这家当铺从不拒绝任何一笔小生意,即便典当500日元的小钱在东京只够买一杯咖啡,他们照样热情接待这类当户。

(4)资金来源稳定

当铺属于袖珍金融机构,这在日本也不例外。因而,当铺的资金是否充裕,直接关系到质押贷款业务的正常进行。据资料显示,目前日本当铺的主要客户为30岁左右年龄段、收入较低的个人,当铺向其放款的每笔数额一般在5万至15万日元之间(约合3600元至1.08万元人民币)。如东京铃屋当铺每天的典当金额平均为900日元,经营效益良好,资金需求量极大。而依日本现行有关法律,允许当铺以自已的房产、仓库等不动产作为抵押,向银行举债,借贷经营,从而用于资金运作开展业务。

(5)动产典当为主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典当物品几经变化,典当行收当的东西档次渐高,小型化、精巧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但仍以动产典当业务为主。

据东京当铺公会200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战后三个时期的当铺各不相同。

第一时期(1950—1965年):五大当物的排序为服装、手表、相机、珠宝和家用电器。此外饭锅、寝具、木工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也常被典当。

第二时期(1966—1985年):五大当物的排序为手表、珠宝、相机、贵金属和家用电器。服装已很少用于典当,但高尔夫球会员证等有价证券则可典当。

第三时期(1986—2000年):五大当物变为贵金属、珠宝、手表、名牌商品和相机。

事实上,其中珠宝、手表和相机始终是日本典当业务中的主要品种,50年不变。

(6)未来发展趋势

如今日本典当业仍处于香火很旺的状态,全国1亿多人口,4750家当铺,约合3万多人一家,这在世界各国的比例也是很高的。不过,经过社会的长期发展,日本的融资体系和格局已基本定型,其模式为:大企业的资金主要由城市银行、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等大银行提供;中小企业的资金由当地的地方银行提供;而更小的企业的资金则由遍布全国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因此,日本的当铺主要担负着向公民个人发放质押贷款的职能,主要受理的当物也是常见的金银饰品、高档手表、家用电器等动产。据了解,日本典当业现今属微利行业,通常主要靠典当利息、手续费等综合费用来维持,且资金周转缓慢,各家当铺的资金平均周转次数为每年2次左右。这表明,典当业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行业,其在任何国家都只能是一个小行业,即一个袖珍金融机构支撑着一个微型金融市场。这就是日本典当业和全球典当业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的真实写照和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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