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在清初就已有了典当业，由山西右卫（今右玉县）人在归化城内经营。典当行作为一种融通资金行业直到建国后才被取缔，其历史长达300年之久。清初，康熙年间，晋商在牛桥开设了恒盛当。据《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所载，恒盛当字号的匾额是由康熙亲笔所题，但因当铺几易其主，匾额最终未能留传下来。
当年典当借款者多为城乡贫苦大众，借款人大都由于天灾人祸、婚丧嫁娶或家庭破产造成生活困难而被迫典当，也有些是有钱人，他们到夏天或出远门时，为避免高级衣物和皮货等被虫咬、被盗，临时性地拿到当铺来当，目的不是为了借款，而是为了妥善保管。
归绥市典当业的种类在清代曾分质、押、典、当4种。一般“典”规模最大，资本足，从事长期巨额放款，收受的押品价值比较昂贵。“当”规模和资本较典次之。“质”、“押”的规模较小。民国以后，它们之间的差异完全混同了。早期开设当铺，必须向当地有关部门领取当帖，并每年向发证部门缴纳当税。雍正六年以后，税率加重，直到民国3年（1914年）财政部电令各省：典当纳税自定章程，报部核准施行，这一时期当税为50元（银元）。民国20年当帖期限改为一年一换，当帖等级分为三等，即上则帖、中则帖、下则帖，直到解放后帖税才被取消。
据长期研究归绥典当行业的专家苏利德介绍，早年当铺所收当的物品和经营的当赎实物主要为金银首饰、衣服、毛皮、钟表、农具等。有时谷物也成为当铺的抵押品。而在农村则主要以衣服、农具为主，同时也有用田产抵押的，俗称放土账。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凋敝时期，下至箩筐、扁担，只要有一点儿使用价值的皆可抵押。而对于古董、文物和字画等，由于当铺无力鉴别，唯恐上当受骗，一般不予经营。但绥远城的聚丰当就是一个例外，除一般的当物外，它还经营珠宝玉器、翡翠玛瑙、古玩字画等。
“办理押当业务时，其操作程序大致是看货、商价、开票、记账、上架、取赎及拍卖死当。对典当物品采取时价折扣、作价付款、定期定息、凭票赎取、收息付物、本物两清、过期归当的方法。”苏利德说：“由当铺对抵押品进行估价，按估定的价格发放借款，同时定明抵押期限（满当期）、利率和租借费开给当票。当票到了满当期，当户要向当铺归还当本（即借款），付清利息和租借费，赎回抵押品。若到期无力赎回，作为死当（或称绝当），其所有权就属当铺，由当铺变卖处理，用抵押品抵还借款的本金和利息，变卖多少钱，这就与当主无关了。”
当商信守“赎者少，当者多，总以价轻为上策”的信条。此外，当商们在经营中很重视和善于分析信息。他们不但随时注意同行业的情况，而且还千方百计搜集官办银钱业的信息，以便决定对策。民国9年的五月初一，归绥成立了“平市官钱局”，义源当根据“名为资本银十万两，落实未知多少”和平市官钱局的钱票，“勿论官商农民一律周使，不准违抗”等信息，决定：“官钱局发出钞票随收随换，不可留存”。果不出所料，官钱局钱票于民国10年开始出现波动，“二月十五日突起风波，所发钱票市面顶碰不周”，要求“兑现之人云集”，义源当却未见受到丝毫损失。
当铺的组织机构不大，但内部管理严密，要求甚严，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事，各负其责。日常从业人员约10人左右，经理（大掌柜）是主要负责人，副经理（二掌柜）处理日常事务，负责对外应酬、联络。柜头负责柜台业务，此外还设有账房先生、保管员和柜员。每家当铺的柜员多少不定，多则五六人，少则二三人，专门负责办理收当、赎当、写票、清票等业务。有些当铺有一二个学徒，学徒期为1年，期满合格后，才能转为柜员。他们白天从事各项劳动，晚间学珠算、练字。学徒只管吃饭不付工钱，干得好的，年终掌柜馈赠一些礼物。其他一般职员除吃、住外，每年付给劳金30两白银，平均每月2.5两。掌柜每年的劳金除吃、住外，约付给150两白银，柜头等人约能拿到百两白银。当铺职工待遇优厚，吃的也好，一般主食都是米面三餐，副食顿顿有荤菜。待遇好，自然对店员要求也高，一般来说若无意外，典当职员大都系股东或经理的至亲好友、同乡或经内亲介绍，并找殷实人家或店铺担保方能进入。当铺规定甚严，职员除有家眷者外，均不得在外留宿，平时不准预支薪俸和赌博等。
清朝的200多年中，典当业此盛彼衰，几经变迁。据苏利德介绍，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归化城有当铺24家、绥远城有9家，和林格尔有31家、清水河有21家、托克托有11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归化城有当铺22家、绥远城有9家、和林格尔有29家、清水河有26家、托克托有12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归化城有当铺22家、绥远城有10家、和林格尔有31家、清水河有18家、托克托有17家。嘉庆四年（1799年），归化城有当铺20家、绥远城有9家。咸丰八年（1858年），归化城有当铺74家、和林格尔有14家、清水河有12家、托克托有12家。光绪十年（1884年），归化城有当铺66家、和林格尔有7家、清水河有6家、托克托有11家。其中时间延续最长、资本最雄厚的是复源当和义源当。
复源当开设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股东为杜永堂、曹喜二人。资本金为白银3万两，当址设在旧城东顺城街西头路南。义源当开设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山西太谷县伍村贾姓投资。贾家在太谷城还有万庆利字号，与义源当联合经营。义源当资金多余时，即把现银兑回太谷，由万庆利发放信用贷款，资金不足时，又向万庆利索取，各自记账，定期结算。其余的6家当铺分别是：设在旧城美人桥街的兴隆当、五十家街的源胜当、通顺街的日升当、南柴火市街的元茂当、牛桥街的源恒当和新城东街的聚丰当。据《绥远概况》记载：“全年营业总额，民国十九年约30万元，民国二十年6.4万元，民国二十一年25万余元，民国二十二年32万余元。尽自十九年钞价跌落，当业赔累，二十年仍未改观，逐成无形停业之状态。二十一、二十二年渐见复兴，然元气未易遽行恢复也。”1935年末统计，归绥各家当铺的架本超过40万元，营业额各在三五万元以上。典当业的自律组织为当业同业公会，会址在旧城小北街义源当内。
民国初期，土默特地区匪患严重，时局动乱，各大村镇的商号、当铺先后倒闭。土默特旗总管署为了扶持典当业的发展，给予当铺借款。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归绥，实行了经济统治，这8家当铺被实业银行改组为蒙疆兴亚有限公司（兴亚当）的支店。实业银行又加入资本1000万元，把兴亚当变成了日伪的官办当铺。厚和兴亚当为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旧城小东街62号，此外，日本侵略者另开一家专营日人典当业务的当铺，称质层。抗战胜利后，兴亚当停业，被绥远省银行接收。
1946年，虽有少数当铺复业，但终因百业萧条，民力衰竭而失去其生存的条件，加之国民政府所发行的金圆券飞速贬值，当铺资本损失殆尽，典当业就此衰落。到绥远省和平解放前夕，归绥仅有6家当铺在营业。绥远和平解放后，呼和浩特地区的典当业也逐步萧条。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典当业被取消。直到改革开放后，典当业又在我区的大城市重新出现，但它的性质已与旧中国的典当业绝然不同，经营范围更加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