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中，曾经这样写过他少年时代在保定的生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从这段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保定的当铺已经很普遍，除了冯玉祥去的东大街史慧普的福顺当铺外，在保定北大街还有裕兴、聚和、益平、本利生四家当铺，南大街有玉丰当铺，红关帝庙街有源生当铺和济世质库，西大街上还有义和、同茂、永顺、庆丰玉、永和成等多家当铺。
1904年赫达·莫里逊在保定拍摄的当票收买广告
当铺是收取动产和不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的机构。旧称质库、解库、典铺，也叫做质押，又有以小本钱临时经营的叫小押，现在被叫做典当行。当铺在中国的出现，一般认为不迟于南北朝时期，但在当铺出现以前典当活动却早已盛行。汉代时，典当在民间非常普遍，当时司马相如就曾经把自己穿的袍子拿到集市上阳昌家里去赊酒，有了钱以后再去把它赎回来。现代意义上的当铺却是出现于南朝，那时寺院已经有为衣物等动产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唐朝当铺称作质库，宋代当铺称为长生库，由于宋朝社会经济日益发展，长生库（质库）也随着发达起来，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着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送到长生库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等货物外，有时甚至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有生命的物品，而普通劳动人民则多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元代经营商业的大多数是回族人，开当铺的人也是回族人。元朝时当铺除了叫做解库外，还称作解典铺，明朝正式称为当铺。乡镇中还有“代当”，即乡镇小当铺领用城市大当铺的钱款作资本，押的物品再转押给城市大当铺。到了清代，经营当铺已十分普遍。
保定的当铺以“蝠鼠吊金钱”为符号，蝠与“福”谐音，而金钱象征利润。当铺的柜台高于借款人，因此后者需要举起抵押品，所以接待员被称为“朝奉”。在大门与柜台间有一块木板称为“遮羞板”，另外有“票台”和“折货床”用来进行交接手续。那时保定的当铺大多数是多层楼房，用以储存抵押品，又因为典当属于高风险行业，当铺建筑也有它的特殊要求。典当业以前都供奉他们特有的行业神，即财神、火神、号神。号房内供奉火神、号神，一为求财，二为避免灾祸，旨在对老鼠表示敬意，免得各种贵重毛皮、衣料、绸缎、布匹遭受破坏，供火神防止发生火灾。当铺祭拜的祖师爷是马援，马援（公元前14~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马援视钱财富贵如粪土，他将万贯家财散给了亲友族人及边塞上的百姓，后世当铺业尊奉他为祖师爷。
保定城内北大街裕兴当铺当票
当时保定的当铺对典当物品作价很低，一般在实际价值的五成以下，一口成交，不许还价。利息月息最低三分，并预先扣下当月利息，即便早当夕赎，也要按照一个月来扣除。当期规定由一个月到三年不等，大的当铺死期三年，中小当铺一般一年。当铺付给当户的票据习俗上称为“当票”，这是典押物品成交后，当铺给予典当者的收据，以此作为赎取当物的惟一凭证。当票的一般格式是，上写当铺名称，下写典当物品名称、金额、期限、利率等。在老保定的当铺中，当票上一般要对当品加上贬低的词语，如棉织品冠以“破旧”二字，丝织品则冠以毛银，首饰注以淡金砂金，锡器则大书一个“废”字等等，以此来贬低商品的价值。当户在赎买当品时，本利同清凭票取物。当票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如有丢失允许挂失，事后可讨保证明，核实情况后才可以赎当或重开当票。如当票挂失前被人抢先赎走当物，当铺概不负责。当票也可以转卖过户，德国人莫里逊1904年在保定拍摄的当票收买广告，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了避免上当，买当票的人一般要先到所在当铺进行核对，确认属实无误时才预先付款，同时办理赎当和过户手续。
当铺在保定的一定时期曾经被看做是一种剥削行为，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显然有所偏颇，开当铺绝不是慈善事业，自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同时它本身也是高风险行业，出现灾难，或是损坏了当品，或是对当品看走了眼，都会给自身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到当铺里去当物品的人也不是去甘愿任人宰割的，自然当了东西有了钱，或是解了燃眉之急，或是接下了更大的生意，自然也是有利可图的，这正应了一句话，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当铺在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为当主带来了流转资金上的方便和救急，在现代社会更能够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契机。因此，保定现在的典当行业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老行当又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