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行在世界多个国家盛行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对典当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是典当文化最长远的莫过于中华古国的“当铺”，当铺的历史悠久，见诸于文字资料的记载迄今已超过一千五百年。
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典当的行为，直到南北朝时才出现了具有商业意义上的“当铺”。历经唐宋元朝，不同的朝代叫法名称也不一样，直到了明清典当业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称呼上才有了“当铺”、“典当”、“质典”、“押当铺”、“小押(典)”等名称相继出现。明代典当业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商人资本、民间经营涌现，并进一步出现了山西、福建、安徽等地域性典当业行帮。其中闻名中外的安徽典帮影响最大，并最早出现了徽帮和“朝奉”，由于徽州帮当商向全国各地的扩张，“朝奉”逐渐变成了各地典当业经理人的通称。
到了清代的典当业更是如日中天，出现了皇当、官当和民当三足鼎立的极盛景象，典商与盐商、木商一同成为显赫一时的三大行业。到乾隆嘉庆盛世时期，当铺的发展达到顶峰，乾嘉年间当铺的数量与分布，据香港学者罗炳锦研究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年)增加到18075家，嘉靖十七年(1812年)发展到23139座。仅北京城内的当铺乾隆九年(1744年)就达到了600—700家。乾隆皇帝就曾赐予给第六子永瑢一座4万两资金的皇家当铺。官当更是盛行，著名的乾隆朝大学士和珅自己就拥有当铺七十五座。民当的代表最著名的要数红顶徽商胡雪岩，他在安徽、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开设的当铺多达26家。
典当业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情势却急转直下。由于社会动荡不安，货币混乱，典当业自然萎缩。加上西方现代银行业进入我国，典当业在竞争中全行业亏损，业务量一落千丈，铺面纷纷关张。到了1930年，全国当铺总数只有4500家，比清朝最鼎盛时期锐减了80%。
1949年我国建国后，典当业被视为剥削人民的活动，而且涉及官商勾结被禁止，典当业完全停顿。随着老一代的当铺消亡，传统的典当鉴定手艺，一些好的典当文化失去了传承，大部分没有延续下来。直到1987年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典当行挂牌成立。1992年底北京第一家典当行开始试营业。1993年中国第一部典当学专著《中国典当学》出版。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典押物品，现代的典当行很大意义上充当了民间金融的工具。追求古老典当文化的典当行少之又少，像文字招幌、“唇典”、行规、当谱、经营管理方式等老典当行的文化几近失传。面对典当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弘扬传统典当文化，造就现代文明新典当，是新时代的典当业应该思考的问题，也需要每一家典当机构去发扬创造的。
在文化塑造上，行业排名靠前的北京融盛达典当行最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融盛达典当行希望发挥现代金融功能的同时能够结合古老的典当文化，并把这种典当文化发扬并传承下去。融盛达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经营的宗旨，用传统的匠人精神与现代金融相结合，在融盛达不仅有大掌柜，还有类似于鉴定师、伙计这样的角色，用自己的专业精神提炼中国传统典当文化中优良的地方，塑造时代的典当形象。同时融盛达在每一件典当的物品中寻找其背后的故事和历史，他们收藏的不仅是价值几何的物品，更是厚重的历史与文化精髓。融盛达7月初花巨资拍摄的宣传片《融盛达》，更是不远万里前往英格兰采景，寻找中英两国百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传递，希望能在物品中看到历史的发展，还原典押品厚重的文化气息，打造现代金融的千年“当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