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埂子街中段街西侧，愿生寺的斜对面有条小巷，叫典当巷。这条巷子的得名是因为这里曾有一家叫“朱长龄典当”的当铺。
典当，就是以财物作质押，进行有偿有期借贷融资，持物人需在约定时间内还本并支付相关的费用，比如当物的保管费、利息等，就可赎回当物。当然，如果到期不能赎当，当物就归当铺。当铺主将当物变卖赚钱，所以收当时极力压低当物的价格，差价可达几倍乃至数十倍。典当是利润极高的行当。
典当业在扬州起源很早，唐代扬州就有“质肆”，宋代，在开明桥、迎恩桥以西有“便民解库”。明代，典当业是当时的主要信用机构，安徽人在扬州经营典当者甚多，当时有“无徽不成典”之说。
到了清代扬州的典当业进入最繁荣的时期，与盐业、木业并称为显赫一时的三大行业。雍正年间，扬州城镇（包括今江都、邗江县在内）有典当72家，其中许长年在扬州大东门开设的当铺“有几万之富”。乾隆时扬州旧城有“吴老典”，设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出其右者。”嘉庆年间，扬州典当有64家，
道光以后，随着扬州地位的下降，金融中心的转移，逐渐衰落。光绪时有23家，宣统年间，仅有7家。民国元年底，扬州城区资金雄厚的典当还有左卫街的济源、洪水汪的德新、埂子街的朱长龄、石牌楼的源裕、运司街的阜成等5家，民国二年，石牌楼源裕当典闭业。至民国十八年，扬州城区仅有朱长龄、敦吉、阜成、德新四家，其中素称殷实、而且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典当是朱长龄典当。
朱长龄典当，原来叫吉祥典当，是朱长龄和一个姓魏的人合开的。朱长龄和这位姓魏的都是江西人，经营上都很有本事，对时局的发展看得也比一般人要深透。咸同以后，朱长龄和这位姓魏的都发现扬州明显地在走下坡路，金融的大行情不妙，扬州的行情随着镇江，镇江又跟着上海。两人一商量，分一半资金由姓魏的到上海投资，扬州的典当就由朱长龄打理，改名为朱长龄典当。
朱长龄当典有了上海这条线，很快就成为扬州最大、最有实力的典当。连官家有钱也都往这里存放。光绪四年（1878）江都知县胡裕燕捐建仓储，存入朱长龄典当积谷仓捐钱三千五百八十千文。
朱长龄典当的资金雄厚，除经营本业外，还在埂子街水仓巷开设长记盐号。朱长龄过世后，朱鲁臣、朱伯彤先后继任。继任的经理经营上也很有一套，到了民国初年，资本有40万元，浮存20万元，职工60多个，依然是扬州首屈一指的大典当。
民国十六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扬州典当业职工要求涨工资。当时原任阜成当典中班、典当业工会秘书的王益斋被推任江都县总工会主席，他自然支持典当业职工的要求。朱长龄当典是独资经营，经理被传呼到总工会，询问剥削典业职工的情况，慑于当时工运蓬勃和职工的威力，因而心存疑虑，无意经营。民国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由朱长龄当典股东代表陈少云出面呈请歇业。朱长龄当典职工提出，该典一旦闭歇，不仅职工失业，且对贫民生计有严重影响，典业工会及总工会都支持朱长龄当典职工的要求，不准歇业。朱长龄当典经理跟职工进行谈判，表示坚决闭歇的态度，如不闭歇，当典方不收回本金，任职工分了吃光，如职工同意闭歇，资方将一次发给三千元至四千元的遣散费，家在外地的另发给旅费。三四千大洋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于是职工也同意了典当方提出的歇业方案。当典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宣布闭歇，职工也拿到了相应费用。当户未赎的当物，由留守职工继续办理赎当。
朱长龄当典闭业后，将房屋及地基卖给长生寺住持可端，由盐商萧芸浦的太太萧唯昇捐助资金，建造了愿生寺，愿生寺既是长生寺的下院，又是萧家的家庙。
朱长龄典当闭歇时，还有有架本60万元，出售典屋及地基，又收回部分资金，当地人称这家典当的闭业是“富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