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成投资货币前景基本确定

从2002年12月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获连任,周小川主政中国央行已过十个年头。
中国央行与美联储不同,它在货币决策方面并不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在中国,国务院总理以及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在金融改革决策方面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中国的行业专家主要在各个部委。因此,部委是真正出政策动议的地方。一项牵涉广泛的政策通常要由相关部委进行所谓的“部际会签”,只有相关各个部委都签字同意才有可能由国务院下令颁行。
所以,在这样的行政格局下,央行行长的决策主动性会更多地表现在他能够不断提出新思路、组织政策设计研究及对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委的说服和行动推动上。从中国的行政体制上说,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由“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负责,在“一行三会”中唯央行行长可算作“内阁阁员”。
不得不提的成绩
周小川主政央行十年间,货币政策无论在决策和执行方式上都出现了新变化。在2007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央行配合中央决策及时将多年前一直强调的稳健货币政策改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银行体系在较松动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2010年经济企稳后,货币政策又适时恢复为稳健状态。
在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上,央行在货币供给控制、流动性对冲、货币政策调节方向转换和调节力度的时机把握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央行通过对销政策,成功遏制了资本流入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
其次,在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央行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
2005年7月,央行宣布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而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尽管在2008年下半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盯住美元,但从2010年6月起,央行又宣布重新启动汇改。自2005年7月至今,无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均超过30%,人民币日均允许波动区间已从5 变为10 。可以预见,今后这一日波动允许区间还会进一步扩大,汇率也将更好地发挥其在中国与国际之间、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作用。
谈到汇率就不得不提人民币国际化。由于中国国力迅速提升以及近十年来人民币币值单边上行走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沿着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逻辑路径稳步前进。中国的世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正成为跨境贸易结算的备选工具之一。迄今为止,与中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已近20个,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地区、新兴市场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的前景已基本确定。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2012年启动的将存款利率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就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各银行发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财产品以及影子银行活动已实际开启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由微观金融主体实际推动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的迅猛势头,与中国央行的改革创新态度不无关系。
最后,央行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上的尝试也值得一提。
2005年,央行正式决定将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单位,分别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贷款证券化的尝试。由于金融微观基础的原因,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试点给人以进展不利的印象。直至2012年9月7日,国家开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金额101.66亿元,算是重启了我国资产证券化进程。
实际上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中长期贷款比重偏高的问题,信贷资产证券化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只要央行支持,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中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效率都能得到大幅提升。
无法忽视的遗憾
回首过去十年,我们碰上的最大事件就是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但直到2008年10月,无论是经济金融学界还是央行等金融部门,都没有一人向中央财政发出示警。直至雷曼公司倒闭,美国次贷危机突然演变为全球金融风暴之时,中央财政才匆忙出台颇有“反应过度”嫌疑的四万亿刺激计划。
这一经历告诉我们,央行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理论界都缺少足够的敏感性。但在中国几十个部委中,央行是人员知识结构最高、最重视学习研究的部级单位之一。所以,此次迟钝表现着实令人遗憾。
在推进中国金融改革方面,央行积极推动小贷公司设立。可问题是,推进民间资本设立小贷公司是解决中国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正确之道吗?一些低素质的民营资本家蜂拥进入这一领域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得到明显改善,还是出现普遍的高利贷乱象?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回答,只能在未来经过大量的实际调研统计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
2003年之后,央行只保留了外汇、支付清算和反洗钱等几项监管职能。相对于央行机构分布及人员规模和力量而言,“人力过剩、精力过剩”的情况十分明显。所以,如果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就可听到当地注册存贷类金融机构的抱怨声,即人民银行整天检查贷款发放量、管贷款增加指标。
我认为央行这些动作有失偏颇。即使是央行总行也不应在信贷增量和M2增量双重中介目标的政策理论借口下,每年严管各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中国银监会有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拨备覆盖率等各种监管指标,商业银行贷款事宜应该让银监会管。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表外业务及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子银行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其根本就是央行对贷款规模卡得过死。
最后,说到央行改革,其本身就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区行制度的存废。我认为,15年来的历史业已证明,央行大区行制度基本失败,在现行制度下人民银行内部层级过多,机构及人员级别混乱,反不如历史上行之有效的省分行制度。
在中国金融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和行为推动上,我认为,央行近期内应当以去行政化贷款规模管理、推进混业经营、存款保险机构设立和加快资本项目开放四项任务为工作重点。不仅周小川本人是出色的经济学家和享誉国际的中央银行家,中国央行还有大量的一流专家,只要改革方向对头、动作恰当,肯定能在中国金融体系效率提升和稳定性维护方面发挥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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